《出社會：1990年代之後的台灣批判寫實攝影》
本周六(8/11)於高美館舉行開幕及座談
參展藝術家：張乾琦、黃子明、盧昱瑞、仆街少女、楊哲一、周慶輝、沈昭良、吳政璋、陳敬寶、曾文鵬、黃明正、黃建亮、邱垂龍、台灣農村陣線、江思賢、何經泰、陳界仁、陳逸宏、林柏樑&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、李旭彬、李國民&陳幸均、姚瑞中、張良一、張蒼松、楊順發&彩庄紅毛港團隊、陳伯義、鍾順龍。
▲以下與策展人張美陵的專訪，節錄自《攝影之聲》創刊號:
VOP：近期你策劃了「出社會: 1990年之後的台灣批判寫實攝影」聯展，你對「批判寫實攝影」的定義是什麼?
張美陵：多年來，我們對於「紀錄攝影」、「報導攝影」、「紀實攝影」，有很多思想上的混亂。攝影的社會性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討論，例如大家最熟悉的報導、紀實這些風格類型。但這些詞彙卻已被濫用，似乎只要偶而抓拍原住民幾張照片就是關懷，就是報導；黑白沈重調子的刻意強調，似乎只剩下濫情，缺乏當代的創意。其中最重要的「社會意識」、「批判反省意識」，卻常付諸闕如。所以，我乾脆提出最重要但多年來大家卻講不清楚的「批判精神」，作為展覽主題。《出社會》展覽，沒有固定風格類型、沒有容易辨識的集體手法。而是以「社會意識的批判性」，串連《出社會》各個參展者的作品。但是，在台灣攝影界，「批判」卻被誤解是「罵人」。台灣攝影家不願自找麻煩的當「罵人」的壞人，這是很可悲的心態。如果拍攝農民的議題，攝影家卻說他沒有要罵人所以沒有批判，那麼台灣當代攝影的發展還是在黑暗時期。難道我們還要停留在強調藝術家自戀的個人美感？
「批判寫實攝影」是社會實踐，不是風格化的藝術形式，而是攝影的社會研究與參與，也是一種致力於尋找瞭解社會現實的方法。攝影作為「做筆記」的紀錄，將需要引起社會大眾注意的社會現象與問題，以當代藝術的觀念與形式，表達給社會大眾，關於社會現實的矛盾、衝突、複雜性。也是關於我們生活現實的銘刻與痕跡， 經由攝影而得到討論，所以是可以實踐的文化反省或社會參與，不同於虛無的後現代藝術－旁觀的嘲諷、訕笑、無厘頭的嘻鬧方式 。雖然《出社會》展覽本身有很多問題，我思考的是「後現代之後」台灣攝影的發展方向、可以幫助瞭解或解決台灣社會現實的可能性。
VOP：相較於早期紀實攝影講求客觀角度、以紀錄事件本身為主的拍攝方式，現今的攝影創作更著重個人的、主觀的想法與詮釋，你怎麼看這個發展?
張：過去認為攝影是客觀真實的，這個神話更不適用於數位時代。真實不是給予的，真實不在於外在世界；真實在於創作者與觀者的經驗、詮釋，所以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立場，世界因此是多樣的。過去被主流或強權壓制的異質、弱勢聲音，現在有較好機會可以發聲。
VOP：回顧這十年，攝影作品所展現的批判力道，對台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?
張：《出社會》展覽是台灣攝影史的研究與整理。以幾個特色作為策展方法：第一，長期的社會專題：藝術家必須多年長期的進行某個社會議題的創作。許多藝術家可能用數年的時間，長期關注某個社會現象與問題。第二，藝術的社會參與：攝影藝術家必需身體力行，關注某些社會現象、討論某些社會議題。第三，觀念藝術：攝影的寫實主義結合當代藝術，藝術家以當代的觀念與語彙，討論台灣的藝術文化問題。
例如彩庄紅毛港、張蒼松，攝影介入社區的社會運動。與80年代的街拍不一樣， 攝影家直接參與社區運動的抗爭。2000年後，攝影的新客觀性，冷靜的書寫、無情緒的靜態畫面。例如陳伯義、楊哲一作品的冷抽離，作品本身看不到悲情問題，把問題藏在冷面之下，面對土地、面對災難，經由畫面讓觀者思考，災難背後的意義。讓觀者者面對自身的文化，例如黃建亮，面對自身環境而瞭解台灣文化，台灣地標、台灣味。台灣社會經過解嚴與總統直選，明顯變化。例如鍾順龍，台灣公路與生活切割的文明矛盾。慰安婦的議題1990年代之後才出現，黃子明也是長期社會參與的方式，陪伴慰安婦阿嬤的心理療癒過程。
因此，攝影者不是疏離的觀察者，而是以關懷與發掘問題而創作的社會行動。《出社會》展覽有意與1990年代之前的寫實風格區分，欲展現的是「後人間」的社會寫實攝影。意圖凸顯攝影的社會角色，使攝影的藝術性質，因社會議題而開展文化深度。也因此具有跨領域的藝術性質，涉及社會學、人類學、生態環保、文化硏究等等領域。《出社會》做了這些初步研究與整理，究竟對台灣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，則還需時間瞭解。
(節錄自《攝影之聲》/創刊號/2011)
Search